统一执法司法，完善醉驾治理体系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光权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份非常必要、意义重大的执法司法规范性文件。《意见》对2013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做了全面完善，体现了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的理念，贯彻了严格依法办案、宽严相济的执法司法政策理念，操作性强，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主要难题和突出问题，能够对未来一个时期醉驾案件办理工作提供有效指导，对完善我国醉驾治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规范统一执法司法标准。《意见》统一和规范了立案、起诉、缓刑、罚金刑、行政处罚等标准，有利于解决各地执法司法政策标准尺度不统一、案件处理不均衡的问题。《意见》按照“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模式确定入罪标准，更加科学、合理。《意见》坚持了刑事一体化思路，坚持犯罪构成要件的观念，进一步明确“道路”“机动车”等醉酒危险驾驶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要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意见》规定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迫不得已驾车构成紧急避险的，不负刑事责任；对虽不能阻却违法，但期待可能性较低，或具有其他可宽恕情形的行为，在处罚上应依法从宽。《意见》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抽象危险要实质化判断，以与该罪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特征相一致，对于醉酒程度较高，或者具有从重处理情节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则更加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也体现了执法司法机关严格司法、为民司法的精神，这样的执法司法理念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第12条第2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精神，为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效力，《意见》确定的入罪标准仅适用于在办未决和新发案件，已决案件应当维持不变。
二、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适用于包括醉驾案件在内的所有犯罪案件。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中的轻罪，最高刑期为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意见》按照“酒后危险驾驶行为+醉酒程度+有无从重情节”的模式确定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标准，能够做到宽严有序、宽严适度、罚当其罪，有助于持续推动全社会形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良好氛围。如《意见》设置了十五种从重处理情节，表明司法机关对严重醉驾行为毫不手软的态度；还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十种情形，突出对发生实际损害后果、醉驾行为危险性大以及行为人主观恶性大等案件的从严处理，避免有的犯罪人心存侥幸。《意见》强调醉驾的刑罚治理不仅要关注危险驾驶罪，还要注重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更严重犯罪的适用，对醉驾同时构成其他更严重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从严追究刑事责任。《意见》规定醉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追诉，这是给予行为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对初犯、偶犯、人身危险性小的醉驾行为人的从宽处理，能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意见》同时规定了自首、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从宽处理情节，明确综合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行驶情况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
三、坚持综合施策和体系化治理。《意见》突出严密醉驾治理的刑事、民事、行政法网和规则体系，强调公安机关依法从严查处醉驾，司法机关严格、平等适用法律，强化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意见》对从严追究情节严重的醉驾行为、从严从快把握办案节奏、从严强化行刑衔接等方面予以明确，确保治理醉驾更严、更实，司法资源的投入更加有效，集中力量惩处对公共安全形成严重威胁的醉驾行为。《意见》明确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醉驾行为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给予吊销驾照、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以避免形成处罚漏洞。《意见》新增对血液酒精含量鉴定过程录音录像的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在30日内完成侦、诉、审工作，切实提高司法效率；醉驾案件侦查取证、起诉审判更加规范、更加严格。《意见》还从普法宣传、协同治理、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等方面提出了综合治理的举措，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酒后驾驶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有利于推动形成和谐、良好的社会氛围，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综合治理醉驾
促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梁根林
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以来，醉驾入刑的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效。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进，人民群众对良法善治、个案正义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为了应对这一新形势、新变化，“两高两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进一步规范统一了依法惩治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司法标准，建立了醉驾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为当下日益增多的轻罪案件综合治理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模版，必将为推进我国轻罪治理现代化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一、坚持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依法认定和惩治醉驾犯罪。《意见》根据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第13条的规定，综合考量血液酒精含量与醉驾行为情节，严格依法界定了刑法第133条之一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醉酒”“道路”“机动车”等构成要件要素，规范统一了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标准。根据《意见》第4条，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驾，公安机关应当决定是否立案。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对于醉驾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应当在依照《意见》认定具备“醉酒”“道路”“机动车”构成要件要素的基础上，根据第10条和第12条第1款予以审查判断。具备第12条第1款规定的5种情形，且不具有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的，可以认定为醉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具有第12条第1款规定的5种情形之一，同时具有第10条规定的从重处理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这种结合刑法总则规定与分则具体构成要件要素共同认定醉驾犯罪的思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依法认定犯罪的精神。
二、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兼顾事理、法理与情理，实现三个效果统一。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意见》在醉驾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将这一政策要求一以贯之地加以执行，做到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意见》第10条在总结执法司法实践经验、提炼司法裁判规则的基础上，详细列举了常见多发、从重处理的15种醉驾情形。这一规定适用于是否立案，是否起诉、是否定罪、免刑、宣告缓刑以及如何具体裁量刑罚。第14条进一步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10种情节恶劣的醉驾情形。第16条则要求，如果醉驾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成立想象竞合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醉酒驾驶机动车，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又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等犯罪的，依法实行数罪并罚。这些规定体现了办理醉驾案件当严则严、罚当其罪的刑事政策要求。
《意见》第11条列举了应当从宽处理的5种醉驾情形，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依次规定了醉驾情节显著轻微、紧急避险不定罪、醉驾情节轻微不起诉以及醉驾情节较轻宣告缓刑的条件。比如明确了急救送医等紧急情况醉驾可以适用紧急避险予以出罪，短距离挪车、交接车辆且无从重情节，亦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这些规定兼顾了事理、法理与情理，体现了办理醉驾案件该宽则宽的刑事政策要求，彰显了依法入罪、合理出罪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有助于克服机械执法和教条司法思维，缩小定罪打击面，消除刑罚副作用，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坚持惩治和预防相结合、治罪与治理并重，推动轻罪治理现代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国社会治安总体良好，同时犯罪态势和犯罪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以自然犯为主体的重罪案件数量和占比不断下降，以法定犯为主体的轻罪案件数量和占比大幅上升。如何针对轻罪案件的不法属性、危害程度、发案规律和治理需求，建立健全轻罪治理机制，实现轻罪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是我国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新挑战。《意见》回应这一时代挑战，提出了惩治和预防相结合的总体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行刑衔接、案件快速办理与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机制。《意见》第19条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可以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适用非刑罚处理措施。第20条运用“举轻以明重”解释法则，认定“醉驾属于严重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无论醉驾是否构成犯罪，公安机关都应依法吊销行为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对于未追究刑事责任的醉驾违法行为人，还应根据道交法关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规定，给予罚款、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这一规定明确了凡醉驾必处罚的原则，确认了未追究刑事责任的醉驾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实现了办理醉驾案件的行刑衔接。
《意见》在坚持证据裁判原则、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当事人权利、确保办案质量的基础上，建构了醉驾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明确了醉驾案件的证据收集要求，对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条件、诉讼时限、强制措施、社会调查评估、文书制作、案卷与法律文书的流转、送达等，作出了具体安排，为办理醉驾案件开辟了快速通道，必将大大促进醉驾案件办理全流程提质增效。《意见》有关普法宣传、协同治理、教育改造的综合治理举措，有利于克服“就案办案”的惯性思维，真正体现了惩治与预防相结合、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现代化要求。
规范证据收集，完善办理程序
提升醉驾案件办案质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陈卫东
醉酒危险驾驶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危险驾驶是我国法定刑最轻的犯罪，近年来发案量稳居榜首。与发生危害后果后因被控告、举报或被办案机关发现而案发不同，大部分醉驾案件是在未发生危害后果的情况下被公安机关通过路查等方式主动查处的，事实相对简单，证据容易收集，定案的主要根据是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在此类案件办理程序上理应与其他犯罪有所区别。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完善了醉驾案件办理程序，同时有不少探索创新，对于高质效办理醉驾案件乃至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意见》规范了醉驾案件证据收集要求，完善了证据采信规则。考虑到醉驾案件属于微罪，相对简单且主要依靠血检等客观证据定案，《意见》在证据收集部分，按照一般应当收集的证据和确有必要收集的证据，细化、规范了醉驾案件证据收集要求。如犯罪嫌疑人是否饮酒、驾驶机动车没有争议的，就无需收集同车人员、共同饮酒人员等人证言。《意见》将实践中常见的血液样本提取、封装、保管不规范，未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送检、出具鉴定意见等情况下获取的证据界定为瑕疵证据，适用瑕疵证据可补正的原则，对不能补正或者合理解释才将相关证据予以排除。这一规定既符合证据法的原理，也非常实事求是，能够避免因为一些轻微瑕疵而机械地排除定案关键证据，进而放纵犯罪的情况发生，有利于公正办理醉驾案件。
二、《意见》完善了醉驾案件办理程序，优化了执法司法资源配置。醉驾案件中，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意见》在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权利、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快速办理机制，实现了简案快办。《意见》规定公检法机关一般应当在立案侦查之日起30日内完成侦诉审工作。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审查起诉和审理期限一般为10天。《意见》规定的30日的总办案期限，包括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期限，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也避免了因为过分压缩办案时限，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这样规定兼顾了公正与效率。要确保快速办理机制落地，有必要配套简化办案流程和文书。《意见》规定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取保候审期限尚未届满且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受案机关可以不再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意见》规定对拟判处缓刑的人员一般不再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由于大部分醉驾群体人身危险性相对较低，进行调查评估的必要性确实不大，《意见》的这一规定安排是符合实际的。《意见》还吸收了一些地方探索，允许采用表格式、清单式法律文书办理醉驾案件。上述程序设计是在遵守现行法律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主动探索创新，有助于完善轻罪案件办理程序，实现繁简分流，推动建立多层次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系。
三、《意见》创新设置了公益服务考察机制，有利于提升案件处理效果。近年来，不少地方办案机关在处理轻微犯罪过程中，通过自愿公益服务、公益补偿等方式修复被损害的法益或者考察行为人的认罪悔罪、认错悔过表现，这种处理更加人性化，符合现代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助于减少对刑罚的片面依赖，有助于强化特殊预防效果。《意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对情节轻微的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对于这部分醉驾行为人，法律给了当事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再将行为人自愿接受安全驾驶教育、从事交通志愿服务、社区公益服务等情况作为作出上述相关处理的考量因素，有助于强化对被从宽处理人员的教育引导，防范行为人再次醉驾，一举多得、值得肯定。
（来源：公安部）
